券商：短期市场或将“由涨入震”
导读：
券商：A股短期或步入震荡
国泰君安：改革唤醒A股 牛市刚刚开始
民生证券：一软一硬中国梦 八朵金花迎风舞
水皮：股市涨因钱多人傻 新华社忽悠记首功
皮海洲：5000点是中国股市不能承受之重
易宪容：沪港通会导致港股“A股化”吗？
老艾：牛回头不可怕 要有死磕的精神
新华网:依法治市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走向理性成熟
新华网：改革效应显现 A股价值投资回归正当其时
券商：A股短期或步入震荡
近期，A股市场持续上演逼空行情 ，市场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资金入场。多家机构分析认为，高风险偏好驱动指数加速赶顶，但随着利好题材逐渐匮乏，沪港通和RQFII等题材利好支撑有限，外资涌入市场减速，在宏观经济局部金融风险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市场短期或进入高位休整阶段。此外，在这轮强势上涨过程中部分主力资金有所回撤，短期市场或将“由涨入震”。
民族证券认为，短期A股在经历了“六连阳”逼空行情后，昨日大盘低开低走，部分主力资金趁机出逃，使得强涨并没有得到持续。短期来看，市场风格将“由涨入震”，建议投资者要趋利避害、精做个股为主。此外，坚定看好国企蓝筹股，投资机会将出现在四季度；继续关注航天军工、信息安全和医药保健等板块，同时进口替代将面临巨大发展空间。
申银万国证券表示，考虑到下半年经济数据的平滑走势和企业盈利基数问题，预计A股、非金融、非金融石化全年业绩增速分别为8%至10%、0至5%、0至2%，随着近两个季度数据的下行，市场回调成为必然，只有典型的改革板块走出结构性牛市更为现实。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目前市场估值和经济趋势对外资吸引力并不强，而沪港通尚未真正开启，QFII和RQFII额度几近全部入场，外资也未全部看好入市。建议机构投资者逐步兑现收益，尤其是流动性较差的小市值概念主题品种，沪港通相关蓝筹暂时可以保留。
中信证券表示，近期市场流动性较为宽裕，但8月M2增速再次低于市场预期，或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8月金融数据或继续低于预期；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量的同时，会进行结构性调控。整体来看，经济数据走弱和全面宽松预期落空，可能在未来对市场造成偏负面的冲击。（上海证券报）
国泰君安：改革唤醒A股 牛市刚刚开始
从国际经验看增速换挡期的牛市催化剂
日韩德等国的经验表明，增速换挡期无风险利率下降是牛市的催化剂，这取决于改革提速和出清去杠杆进程的开启：(1)一旦开启出清去杠杆进程，无效融资需求收缩，将导致无风险利率下沉，DDM估值模型中的分母变小。(2)无风险利率下沉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如果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产业从高杠杆、重资产、低利润率部门向低杠杆、重知识、高利润率部门升级。在新旧产业结构到达某个平衡点后，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速往下走、企业利润往上走的情况，DDM估值模型中的分子变大。(3)出清倒逼改革提速，改善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将提升风险偏好，降低风险溢价。大类资产配置转向风险资产，DDM估值模型中的分母变小。
2014年以房市长周期调整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市场出清和改革提速。改革将有效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未来一年很关键，新一轮改革发起了对熊市的最后一战。无风险利率下降提供了此轮牛市的催化剂，改革唤醒了中国股市。近期这一逻辑仍然存在，而且可能刚刚开始。
1960年以来在全球101个追赶经济体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追赶任务，成功实现增速换挡，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成功率仅为13%。在这13个成功实现增速换挡的经济体中有四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四个优秀毕业生的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
这四个经济体的规模大小各异(人口规模中国台湾2300万、韩国5000万、德国8000万、日本13000万)，增速换挡的时代背景跨越上世纪60-90年代，但增速换挡的人均GDP阀值时点和增速降幅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暗含着内在规律性，而经济增速换挡的驱动力来自供给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需求侧房地产长周期峰值的到来。
中国经济在2008年前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并且在2014年到达房地产长周期峰值。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已步入增速换挡期。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够实现5%，增速换挡将堪称优秀。
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无风险利率高达14%，股市长熊
韩国增速换挡发生在1989-2003年间。1961年朴正熙上台开始了追赶进程，1961-1996年间实现了36年年均8.8%的高速追赶。1996年人均GDP达到12860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51%；经过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和1999、2000年的恢复，2001年以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01-2010年均增速5%，2010年人均GDP达到21701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58.2%，基本迈入前沿国家。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支撑韩国高速增长的供求条件发生了变化，面临增速换挡和动力升级的客观要求。韩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80年代末，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工业部门的潜力基本耗竭。加上1987年后工人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同时随着韩国在半导体、电子、造船等产业领域的技术快速进步，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面临需要大量增加R&D投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风险。
韩国的房地产长周期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韩国的人口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初期开始显著下降，1970-1990年期间每年人口出生数量从101万下降到65万人。1990年前后20-50岁的置业人群到达峰值之后回落，住房销售和开工量开始下降。
1990年前后是韩国经济减速的转折点，经济和出口增速出现了相当幅度的下降，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比重达到峰值，FDI开始外流。经济减速导致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状况加重，但是由于政府行政干预广泛，加大了微观主体对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道德风险泛滥，“大马不死”，过剩产能难以退出。然而当时的韩国政府和企业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减速的客观要求，寄希望于通过放松货币刺激经济重回高增长轨道。1992-1996年间韩国M2和CPI增速高达20%多，高通胀和资产泡沫进一步削弱了韩国的竞争力，到1996年韩国前30大财阀的资产负债率升至80%。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财阀的游说，韩国政府加速了短期资本账户开放。财阀大量兴办非银行金融机构，汇率升值和欧美低利率环境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1992-1996年间韩国外债规模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到1996年已经达到1633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达到1000多亿美元。而当时外汇储备只有332.4亿美元(可用外汇储备294.2亿美元)，短期外债是外汇储备的3倍。货币错配与期限错配不仅使得金融机构，而且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都面临巨大风险。
由于重化工业的过剩产能难以退出，产生了大量无效资金需求，负债率攀升推高无风险利率，1992-1996年韩国国债收益率高达14%左右，过高的融资成本对成长性产业产生了抑制和挤出效应。同时由于无风险利率高达14%，企业利润和ROA受到挤压，30家大财阀的平均资产回报率(ROA)在1996、1997年只有0.2%、-2.1%，失去自我造血功能，1996年企业贷款不良率达到22%。因此，1992-1996年间韩国股市长熊。
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危机倒逼出清，改革实质推动，GDP增速降半，无风险利率大降至4%，股市走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韩国，韩国金融危机从外汇危机开始，引发了资本外逃，并爆发了企业财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最终升级成全面的经济危机。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在增长转换期拒绝减速、改革迟缓所致。
幸运的是，1998年金大中总统主政后，在采取投放货币大规模救助计划的同时，痛下决心推动四大部门结构改革，最终开启了韩国中速增长的新时代，三星、现代等一批国际性企业脱颖而出。虽然2000年后韩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高增长平台，只实现了5%左右的年均增长，但无效资金需求被中断，无风险利率下降到4%，股市走牛并翻了3倍。产业升级了，企业盈利提升了，增速换挡成功了。
从金融危机前后韩国股市表现看，1997-1999年韩国股市下跌60%，随后1999-2001年韩国股指从低谷反弹了300%，并在2003-2007年走出一波大牛市。2008年韩国经济和股市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目前韩国的市场制度、创新能力、经济结构、金融市场等已经展示出了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姿态，基本完成了从奇迹到成熟的转变。
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出现泡沫后深跌
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日本1951-1973年间开启经济高速追赶，实现了23年年均9.3%的增长。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68.5%，到达增速换挡的收入阀值；增速换挡后1974-1991年的18年实现了年均3.7%的增长，属于中速增长阶段。1991年人均GDP达到19355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84.7%，步入前沿国家的低速增长区间。
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和动力升级的客观要求：
1)日本房地产长周期出现在1969年前后。二战后日本人口出现了一次人口出生潮，自1960年起日本的出生人口数量进入了第二轮上升周期，自1960年的160.6万逐年上升(除1966年外)至1973年的209.2万，之后出生人口数逐步显著降低。
2)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普及，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
虽然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减速的要求，但是日本在1969-1972年间并没有认识到增速换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采取了刺激政策应对，大搞列岛改造，试图把全日本各岛都搞成三大都市圈一样的发达。
日本在1969-1972年大幅投放货币，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受刺激政策影响，日本通胀高企，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
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采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无风险利率大降，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牛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由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产业结构偏重，日本经济受到了较大冲击，相对于欧美国家更加积极地进行调整。以1973年为转折点，日本从刺激政策转向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物价、工资和资产价格上涨，挤出边际上无效产能和无效资金需求，同时给企业在调整产能、压缩成本、节约能源、技术创新等方面以压力。
70年代后期日本增速换挡取得成功，日本主导产业由高速增长期的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业升级至中低速增长期的汽车、电子、精密仪器、机械等高端制造业。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对日本而言便成为重大机遇，日本节能汽车和家电产品在80年代畅销世界，甚至占领了美国市场。
在1973年3月-1974年10月期间日经指数跌去了40%，自1974年10月开始日本股指在触底后反弹并走牛；1974-1981年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出大牛市，日经指数进入慢牛、长牛态势。
中国台湾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依靠美援推行进口替代阶段(1953-1960年)、出口导向型阶段(1961-1972)、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阶段(1973-1983)以及80年代中期后的全面自由化和科技导向阶段。
中国台湾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85-1993年间。台湾地区在1951-1989年的39年间属于高速增长追赶阶段，年均增速8.8%。1989年人均GDP达到9538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41.4%，到达增速换挡的阀值时点；1990-2010年年均增长5.1%，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与日韩危机倒逼式调整不同，台湾地区的增速换挡十分成功，呈平滑过渡，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在于结构改革在增速换挡期之前已经基本提前完成。
1985-1993年间，台湾地区在增速换挡期呈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虽然经济在减速，但股市却走牛大幅创出新高。可能的原因是台湾地区在增速换挡期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提升了企业ROA。由于台湾地区产业升级较快，从重化工业主导升级到电子信息和服务业主导，企业盈利大幅上升。依赖于电子信息产业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台湾地区贸易顺差大幅上升，M2高达20%以上，流动性极为充裕。
德国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5年前后。德国在1951-1965年的15年间实现了年均6.6%的快速增长，1965年人均GDP达到9186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68.5%，到达增速换挡的收入阀值区间；1966-1972年经过7年年均4%的增长后，步入前沿国家的低速增长区间。
德国在60-70年代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有：
(1)持续、温和、谨慎地推动货币升值，既给国内企业以时间来适应，也适度增加国内结构调整压力。这一点马克升值与日元升值形成鲜明对照，日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拒绝升值，导致在80年代中后期短期被动的大幅升值，与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一起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产业外迁等问题。
(2)始终坚持物价稳定优先的货币政策取向，这既防止了在结构调整困难时期政策转向投资刺激的倾向，也提高了国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3)注重财政整顿，压缩行政和社会福利开支。
(4)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手段，缓解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5)重视科技研发和职业教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等高增长时期的体制和政策延续。
1965-1975年间，由于德国在增速换挡期为控通胀采取了偏紧的货币政策，无风险利率高达8%左右，因此股市为熊市、做俯卧撑。但凭借着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德国成功实现了增速换挡。
增速换挡期，无风险利率过高是股市的杀器，无风险利率下降是牛市的催化剂
在增速换挡期的上半场，当经济增速下行时无风险利率有可能反而往上走或居高不下。无风险利率过高的原因是旧增长模式(房地产、发展型政府投资、产能过剩重化工业)拒绝出清，形成资金黑洞，加杠杆负债循环，产生无效资金需求。无风险利率过高产生了两个负面效果，一是抑制企业利润和新增长模式成长(估值层面)，二是没有增量资金来到股市(资产配置层面)，导致股市大熊市。
在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刘易斯拐点、房地产长周期峰值到达、美元走强、改革提速等触发因素将开启出清去杠杆进程。去杠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改革破旧立新(中国台湾)，另一种是危机倒逼被动出清(日韩)。一旦开启出清去杠杆进程，无效融资需求收缩，无风险利率趋势性下沉，从而成为牛市的催化剂。
增速换挡期，有可能经济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
在增速换挡期，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在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有可能经济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原因在于：
(1)一旦开启出清去杠杆进程，无效融资需求收缩，将导致无风险利率下沉，DDM估值模型中的分母变小。
(2)无风险利率下沉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产业从高杠杆、重资产、低利润率部门向低杠杆、重知识、高利润率部门升级。在新旧产业结构到达某个平衡点后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速往下走、企业利润往上走的情况，DDM估值模型中的分子变大，这是增速换挡期的典型现象。
(3)出清倒逼改革提速，改善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将提升风险偏好，降低风险溢价，资产配置转向风险资产，DDM估值模型中的分母变小，当然这是相对中期视角的观察。从短期视角看，一旦开启出清去杠杆进程，高杠杆部门破掉庞氏融资，有可能在短期引发风险溢价飙升。如果货币政策采取大幅放水，有可能缓解恐慌情绪，一旦情绪平复，风险偏好将得到恢复。
增速换挡期，改革造就大牛市，刺激酝酿危机
增速换挡期的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原因，只有改革才能走出困局，开启新未来，造就大牛市。因此，关键是要看到政府改革的诚意和出清去杠杆进程的开启。刺激是稳短期增长，弊端是维持旧增长模式、延缓出清、加杠杆；改革是稳长期增长，优点是释放新活力、加快出清、去杠杆。
2013年中国人均GDP67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为98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相当于德国1968年、日本1970年、中国台湾1990年、韩国1992年的水平。这些经济体在相同发展阶段前后均出现增速换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速换挡的收入阀值区间。2008年中国经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2014年到达房地产长周期峰值，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增速换挡；2014年以房市长周期调整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市场出清和改革提速。改革将有效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未来一年很关键，新一轮改革发起了对熊市的最后一战。
总的判断，我们可能正处在熊牛之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处在一轮大牛市启动的初期。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通过改革成功实现增速换挡，未来经济将向质量效益型的5%新增长平台过渡，无风险利率将降一半。根据日韩及我国台湾增速换挡期的资本市场表现看，由此推动的牛市应有翻倍以上的量级。需进一步确认的是快牛还是慢牛？这取决于出清去杠杆的速度(减少无效资金需求)、无风险利率下降的速度(提升估值中枢)，以及改革推进的速度(提升风险偏好)。
站在现在的时点，瞭望远方，比较确定的是，无风险利率下降提供了牛市催化剂，改革唤醒了中国股市。近期这一逻辑仍然存在，而且可能刚刚开始。新一轮改革开启了对熊市的最后一战，不要倒在黎明前。
民生证券：一软一硬中国梦 八朵金花迎风舞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在重大、关键、薄弱领域实现系统突破。包括一软一硬两大方面：教育体系化、研发储备化、信息安全化是为软；军工、高端装备、新材料是为硬。映射到细分行业即为八朵金花。
通用性、重大性和急迫性：新材料的新机遇
新材料方向我们梳理出碳纤维、石墨烯、特种钢及建筑节能材料四个投资方向。
新能源：短期看核电重启，中长期看分布式光伏
《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已走完会签程序即将正式签发，我们预计行业三季度迎来抢装。核电短期陆续有招标。
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的政策着力点预计近期机器人的产业基金将出来。我国智能机器人需要从中低端向高端迈进，以满足高端制造业和国防军工的需要，机器人的扶持政策正提速。
轨道装备：投资提速与高铁外交拉长行业景气周期铁路投资提速，为轨道装备行业维持较高景气提供了支撑。而“高铁外交”带来订单，将延长行业景气周期，铁路发展基金公司组建在即，也形成政策利好。
成长快乐：大转型、大教育、大机会A股很多教育标的是通过非教育类上市公司并购教育资产而来，说明教育行业的前景广阔，被众多资本所看好。预计明年有智慧教育大范围招标等政策出来。
军工：习总畅谈军事创新，战场感知如火如荼军队的作战能力不仅仅是多少战机、舰船、坦克，而是全体系的较量，战场感知居于此体系的中心环节，战场感知能力的建设和我国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密切相关，在8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深刻的点明了这一点。
互联网：健康和教育是最具前景的合作领域
习总对互联网领域极为关注，互联网代表着中国的创新梦，它在中国的发展让世界惊讶。我们应该为以有阿里巴巴、京东这样的企业感到骄傲。其中利用O2O的方式“改造”传统行业，目前来看健康和教育是最具前景的合作领域。
信息安全：安全厂商、云计算弯道超车
国内安全厂商在技术能力和产品制造都有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自主可控浪潮中，我们认为通过云计算弯道超车，达成信息化自主可控是最大的投资机遇。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经济大幅下行风险
水皮：股市涨因钱多人傻 新华社忽悠记首功
水至清则无鱼，而想抓鱼必须先把水搅浑。什么意思呢？
前者的意思是这个市场是少不了忽悠的，否则为什么上半年大家垂头丧气而下半年就意气风发了呢？理由当然也是必须找的，那就是所谓无风险收益率下降，说白了就是国债收益率下降。理论上讲，只要这个收益率下降的斜率大于经济下滑的斜率，那么股市也是具备上涨理由的，这就叫衰退式上涨行情。经济都衰退了，居然股市却涨起来了，自欺欺人的可以用晴雨表打提前量来解释，实事求是的则清楚，这就是钱多人傻的结果，钱为什么会多？一个原因是贷款需求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低迷导致资金转移，这样的话题此前说过很多次，只是大家当时不能理解或理解不了而已。
讲到忽悠，这回首功当记到新华社的头上，《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尽管7月28日就同一天发表了署名钟经文的文章，但是显而易见，这并非是媒体的自觉行为，新华社的反应虽然晚了一个月，但是阵势惊人，连着九篇评论都出自记者之手，很有点宋丹丹嘴里锣鼓喧天红旗飘飘的味道，最近又马不停蹄地趁热打铁推出“中国资本市场新生态正逐步形成系列”，分别从证券市场的定位更加清晰、经济晴雨表功能在转型发展中得到更好反映、“依法治市”观念得到全方面强化、注册制改革条件日益成熟、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进一步壮大、价值投资理念被更多认同等六方面展开鸟瞰，套用赵本山的话讲就是忽悠，接着忽悠。
忽悠未必就不是好东西。
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A股本来也许没有什么大行情，忽悠的人多了，行情也许就形成了；并且有了自我认同、自我强化、自我发展的趋势，形成了良性循环。至少，现在从资金面看，已经有点各路资金跑步进场的态势，数据表明，8月的最后一周A股证券账户净转入的资金是2179亿元，这个数字为两年半来的单周转入最大记录，整个8月份沪深两市共新开设A股账户超过61万个，创下5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而更早的6月和7月，社保基金罕见地连续两个月新开32个账户，这是社保基金在连续13个月未开新账户之后的大动作，这个举动让社保基金共有的A股账户达到了262个。不过即便这样，A股场内的机构投资力量依然不足一成，远低于境外成熟市场七成的标准。数据同样显示，基金持有的市值为1.13万亿，保险持有4404亿，社保持有2917亿，QFII(含RQFII)持有市值3149亿，占沪深总市值的比例分别只有4.73%、1.85%、1.22%和1.32%，加起来不足10%，增长空间巨大。
不过，新华社的忽悠功夫和高盛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高盛日前对中国沪港通的评论高屋建瓴，弱爆全球。在高盛看来，沪港通的开通将使A股港股成为全球第二大大市值市场，全球投资者正在迎来抄底A股的机会。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量的12.3%，但是A股在MSCI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才2.2%，而A股纳入全球新兴市场指日可待，时间节点就在明年6月，根据高盛的预测，沪港通能为A股带来1.3万亿美元的增量海外资金，相当于7.8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值相当于现在QFII(含RQFII)市值的25倍还多，相当于A股市值的30%。同样是预测，瑞银相对理性得多，他们的预算是沪港通将为A股带来9000亿人民币的增量，这也是现有外资市值的3倍，数值没高盛那么夸张，但也不算小。
知道什么叫起哄架秧子了吗？
忽悠归忽悠，起哄归起哄，大家心中有数是最重要的，水清不清跟我们没关系，抓得到鱼抓不到鱼才是根本，方泉兄虽然不看好所谓的牛市行情，但是浑水摸鱼是他的本能，所以他才会提出看空不做空的观点。而事实上，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认可做空风险的，这和在高点看多不做多的道理是一样，看不要紧，做才是实质，任何时候多一份警觉，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敬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华夏时报）
皮海洲：5000点是中国股市不能承受之重
当下股市行情有些偏暖，各种预言也不失时机地破茧而出。近日，一家券商机构的首席分析师就用“党给我智慧给我胆”这种豪迈语言，抛出了股市可上5000点的观点。此言论一出，如一枚重磅炸弹抛在股市，在市场上引起重大反响。
作为股市里的投资者来说，当然都希望“5000点不是梦”，希望5000点能够美梦成真。但大牛市终究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股指攀上5000点高地，是需要有坚实的宏观面和微观面来支撑的。实际上，目前的股市是缺少这两方面的支持的，不仅上证指数现阶段不能登上5000点，而且5000点也是中国股市不能承受之重，股市如果真的因为市场投机力量的炒作而达到5000点的话，那也将是中国股市的一场灾难。
目前的宏观面显然是不足以支撑股市走出大牛市的。虽然目前的宏观经济有见底回升的态势，但在低位的反复还在进行中，如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4年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1%，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回升后出现回调。而9月1日汇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中国8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50.2，创三个月新低。而在宏观经济还在低位反复的时候，股市是不可能出现大牛市走势的。
当然，近期资金面的宽松也是一些投资者与分析人士看牛股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宽松其实只是相对的，是定向宽松政策实施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改革整个市场对资金需求紧张的局面。尤其是房地产与矿产资源，大量消耗着市场上的资金，以至数量庞大的中小型企业融资都非常困难。虽然目前股市里资金相对充沛，包括炒房炒矿的热钱也流向股市，但这种热钱只能是一种短期炒作行为，不可能支撑股市的长期走好。
尤其重要的是，就股市本身而论，如今的5000点早就不是2007年的5000点。2007年股市最高攀上6124点的高峰，但当时的股市并没有实现全流通。而如今的股市早就是全流通的市场，除了原来的社会公众股流通之外，还有不少于3倍于社会公众股的大小非也都加入到可流通股的行业。加上2007年以来股市扩容，包括IPO扩容与再融资带来的股权扩容。可以说，当今A股市场流通盘的容量相当于2007年时的5倍。保守估算，目前的5000点至少相当于2007年时的15000点。这显然不是目前的股市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个高度显然也是中国股市不能承受之重。在这个问题上，A股市场是有血的教训的。如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当时可谓气势磅礴，但见顶6124点之后，可谓是杀气腾腾。股指从6124点，直接下杀到1664点，投资者的财富缩水了70%以上，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不仅把2006年~2007年的牛市所得全部吐出来，而且投资本金也损失大半。这就是一轮投机炒作的牛市带给股市的恶缘。而正是这轮牛市，给大小非带来了高价套现的机会。
而就目前的股市来说，5000点带给市场的恶果较之于2007年的6124点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目前的股市仍然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总体上仍然还只是一个圈钱市，这也决定了5000点将是中国股市难以承受之重。
首先是新股发行的洪水泛滥。目前在IPO大门排队的公司达到六七百家之多，一旦股市真的走出大牛市，达到5000点高位。新股的加速发行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新股发行价格也会随着行情的走高而走高，“三高”发行又将在市场上流传开来。而与2007年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小板容量有限，创业板还未设立。如今是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全线开花，甚至就连新三板公司的挂牌也是蜂拥而至。因此，当股市再次登上5000点的时候，新股发行的洪水泛滥显然是2007年所不可比拟的。由于新股发行的诸多问题仍然潜伏其中，这也意味着大量的问题随着新股发行的泛滥而带到股市中来了。
其次是定向增发潮水汹涌。目前的A股市场，定向增发早已超过IPO成为股市最大的抽血机。不仅选择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数量多，而且融资金额也十分庞大。定向增发因此成为A股市场挥之不去的痛。而随着股市的走牛，随着股市一旦真的站在了5000点之上，那么A股市场的这股定向增发潮水将比钱塘江涨潮时的潮水更加汹涌，并大量吞噬投资者财富。圈钱市也将会因此而被演绎到极至。
此外是大小非套现潮蜂拥而至。随着股市进入全流通时代，大小非套现就成了股市的一道噩梦。每到行情火曝之时，大小非套现就接连而至。不仅从股市抽血，而且动摇投资者信心。并且伴随着大小非套现的脚步，上市公司利益输送的做法也是越来越赤裸裸，严重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而一旦股市走出大牛市，甚至登上5000点之巅，大小非的套现无疑将会更加汹涌澎湃，股市因此成为大小非高价套现的提款机。 也正因如此，5000点将是中国股市难以承受之重。中国股市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目前市场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那么5000点只能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又一场灾难来临。 （价值中国网）
易宪容：沪港通会导致港股“A股化”吗？
香港与上海，两地股市差异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经历了一百多年市场因素风雨沐浴的股市，一个是完全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股市。香港股市的信用完全是由市场逐渐演化而来，中国股市的信用而是由政府隐性担保而成。所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其股市文化是完成不一样。
香港股市，它与现代成熟的市场没有多少差别。如产权界定清晰、市场交易行为以合约来连接、以法律制度来保证。因此，香港股市所交易的信用完全是由市场一百多年来逐渐演进而成，并建立在非人格的合约关系上。非人格的合约关系是什么？就是市场个人的交易行为既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也要求交易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市场个人的交易行为对收益与风险完全负责。有了这种市场合约因素的强约束，股市的文化当然更为理性化。
中国股市，由于它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股市的信用无法短期内形成。因此，中国股市从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其信用完全为政府担保，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是如此。既然股市交易的信用是由政府担保，那么政府对中国股市就有绝对管制及控制力。在早些时候，政府不仅可以决定哪家公司可上市、上市股票发行规模有多大、价格高低，也可决定整个股市的发展速度及规模，从而也就一定程度上决定股市的价格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不仅决定了股市的资源如何分配，也决定了股市利益如何分配。利益大小当然取决于与政府权力的远近。由于股市交易的信用是由政府隐性担保，所以市场交易者可以把其行为的利益归自己而让其风险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这就导致了中国股市投机炒作盛行，股市的价值投资只能成儿戏。
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股市成了一个以散户为主导的市场。目前中国股市有1.65亿个帐户，A股近81%交易额来自散户。这与香港市场散户仅贡献股市成交20%正好相反。由于投资者的结构不同，香港与中国股市的投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在国内股市这1.65亿股民中，过半人数年龄在40岁或以上，超过60岁的股民所占比例10%以上。而且中国这样多的散户交易行为与香港股市散户也有很大不同，后者往往是单打独斗，就是个人自己判断，自己决策，自己交易及负责。而中国股市的散户往往喜欢聚集在一起交流炒股心得，所以市场从众的心理十分盛行。这也就很容易导致股市指数舞高弄低的巨大震荡，投机炒作盛行。
可以说，由于中国股市的投资者结构及股市文化，也就使得中国股市“三喜”现象主导市场情绪，“喜小”、“喜差”、“喜新”成为不少投资者的主打投资策略。这不仅说明中国的上市公司信用度不高，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承诺不认可，及迫使投资者只能以短期行为谋利，炒一把就跑；也说明以往中国股市的制度不能保护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广大散户的股市交易行为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目前“沪港通”即将启动，香港的投资者及国际上的投资者一直在担心，中港股市打通之后，无论是香港及国际上的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还是国内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会不会导致整个交易行为的“A股化”，特别是会不会让较为成熟的、稳健的香港市场受到A股炒风气之影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港股A股化”的负面效应。不过，有这样的担心是很自然，但是“沪港通”之后，香港股市的“A股化”的概率并不会太高。
首先，看国内市场，“沪港通”之后，尽管扫除“A股化”的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时间，但是当前的股市改革就是要彻底改变当前中国的股市文化，调整股市的利益关系，重建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关系，否则中国股市要想发展与繁荣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外来投资者进入，投资者的结构逐渐改善，这些都会对“A股化”的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因素都会引领国内股市越来越弱化政府对股市的隐性担保，国内股市文化也可能在这过程中向市场化合约方向调整。
其次，国内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造成香港股市的“A股化”概率并不会太高。一是即使国内投资者不可变现有在A股市场的行为方式，按照现有的投资规模，国内投资者进入香港股市规模所占的比例不会太高，对香港市场影响不会太大。二是国内投资者进入一个新的市场环境，如果其交易行为不改变，其赢利的机会太减（因为没有原来的条件），这就迫使国内投资者改变其市场交易行为，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否则国内投资者在香港股市可能寸步难行。比如说，香港的H股上市公司，哪一家公司会不改变国内行为方式能够在香港市场很好的发展。更何况，“沪港通”开通之后，先行进入香港股市的国内投资者60岁以上的“大妈”所占的比重会十分小。三是就目前香港股市而言，在“沪港通”之前进入的国内投资者已经不在少数（其占的比例一定不低），事实证明这些投资者已经逐渐地被香港的市场交易规则所同化，而不是改变香港市场交易行为，那么新的进入香港的国内投资者也会如此。根本上就不用担心香港股市的“A股化”。
本文认为，目前所担心并非是香港股市“A股化”，而是担心香港股市监管部门见利忘义而让香港市场交易规则“A股化”。这才是香港股市堕落的根本所在。比如，假如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成功，就可能是一个坏的案例。
老艾：牛回头不可怕 要有死磕的精神
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老艾
今天震荡的颇为剧烈，形态上走得很难看，高位放量巨震说明资金分歧严重，短线风险不言而喻。
但今天毕竟是创了新高之后的回落，说明多头上攻欲望还是很强的。今天的震荡会引发市场观望，但不足以摧毁人气。
其实回调是好事，之前的六连阳连续跳空拉升，涨的过快过急，是不可持续的，不回调反不正常，回调消化了获利浮筹，后市才能走得更久更远！
从操作上看，短线客可以出来暂避风头，待走稳后再进场，长线投资者依然不用折腾，跌下来就是再次补仓的机会。
牛市来了，就得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死磕的精神，不被风浪打下船，手上有筹码，才能享受到牛市的盛宴！（新浪博客）
新华网：改革效应显现 A股价值投资回归正当其时
近期，伴随着A股的持续反弹，根据中登公司数据，8月最后一周A股新增开户数已达15.97万户，这也是A股新开户数连续5周超过13万户，显示投资者人气状况逐步获得改观。
市场的回暖既和当前宏观经济向好、改革红利释放、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功效渐显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市场良性、健康氛围的逐渐形成密不可分，在监管层持续发力投资者权益保护、打击内幕交易、一级市场让利二级市场等组合拳的作用之下，A股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回归正当其时。
改革协同效应显现A股价值投资机会来临
所谓价值投资，借用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价值投资理念代表人物赛思？卡拉曼的定义：“价值投资是一门关于以大幅低于当前潜在价值的价格购买证券，并持有至价格更多地反映这些价值的学科。”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先行指数。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乘风破浪，保持定力，顶住压力，确保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方针政策的逐步推行及部署落实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户籍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一系列顶层设计着眼于长远发展，发力于系统性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诸多重点领域获得突破，改革成果和联动效应逐渐显现。
本轮股市的上涨，恰恰折射出了投资者对当前改革的信心和预期，为之振奋、期待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助推了人们在股市中的热情。
“各项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了人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
改革的红利、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本轮股市找寻价值投资的最大依据。
政策创新夯实根基助力价值投资理念传播
证监会主席肖钢去年年底曾表示，“2014是改革年，要在推进改革创新上取得实质成效。”
随着5月9日新“国九条”的发布，兼并重组、新三板加速扩容、私募基金规范、大力打击欺诈上市和“老鼠仓”……尤其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重磅推出，发行人让利于投资者，把一级市场的非理性暴利转化为二级市场的红利，更大程度体现公平的原则，培育良性的市场环境。
监管层在证券市场上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政策创新为根基，积极引导长线资金、引导打击欺诈和圈钱行为，既有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高效稳定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A股真正进入“投资市”时代。
同时，即将开通的沪港通机制，无疑也为当前的A股市场带来投资机会，一方面蓝筹股A股价格低于H股价格，使低迷已久的蓝筹估值得以修复；另一方面，通过沪港通引入境外投资者，引入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都让A股具备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香港惠理集团投资主管Alan Wang对此表示，“当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在趋势和价值之间取得更加平衡的分布时，价值投资将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企业标的业绩支撑挖掘投资市曙光显现
有专家近日分析指出，“本轮股市反弹起始时，上证50的PE仅为7.42倍，沪深300的PE是8倍，跟标普500有50%的差距；而从上市公司的业绩角度上来看，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业绩成长接近10%，这足以支撑上证50、沪深300等蓝筹指标股的成长性。”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强、业绩增长模式单一、分红回报屡遭漠视等问题是A股投机盛行、投资式微的重要原因。
“转变发展方式，释放改革红利，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上。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是检验我国改革实际成效的‘试金石’。”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说。
如何提升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体现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性，在市场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初步看到了一些曙光：
首先，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大了督促上市公司落实现金分红、强化分红承诺及披露等方面的政策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2013年年报数据，两市2528家公司共实现净利润超过2.26万亿，同比增长近15%。其中1860家公司推出了现金分红预案合计派现超过7000亿，同比增长791亿元，增幅11.6%。对此，中金公司表示，对于一些目前估值较低的蓝筹股票，提高分红比例将有助于实现估值回归。
其次，受惠于国家重大改革战略部署或产业升级政策，自贸区、高铁、文化产业、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新能源等概念股相继成为市场热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优化资源配置为主要功能的股市，不仅反映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进程，更对其产生显著的“助推”作用。而精准把握优质投资标的、踏准市场节奏的投资者多数均能跑赢指数，获取不菲的收益。
尽管和欧美市场几百年相比，我们的股市还处于初级阶段，价值投资的氛围尚未完全形成，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投机行为与投资理念之间的“搏杀”仍将频频上演。但是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际，A股市场也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市场工具更加丰富，主体功能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更加优化，相信在这些积极因素的作用下，投资者将更有信心选择价值投资的理念。
新华网:依法治市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走向理性成熟
法治强则市场兴，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法治化的保障和推动。过去20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及大的发展历程，目前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如何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制定合理的、适应市场发展阶段的法律法规，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2014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5月，十年磨一剑的新“国九条”重磅出台，上市公司监管、私募基金监管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陆续颁布，《证券法》的修改和《期货法》的制定同步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步伐正全面提速。“加强监管、依法治市”正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改革领域之中。
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打造市场健康发展基石
“无规矩不成方圆”。资本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规则先导的市场。若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网，以约束每一位市场主体的行为。
早期的资本市场由于法律不完善以及监管不力，造假上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乱象数不胜数，不但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还严重损害了以散户为代表的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2005年，《证券法》又完成了一次重大修订。
伴着市场9年来的快跑前进，旧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新阶段市场的发展需求，迫切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条文，以解决改革创新和监管执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目前，《证券法》新一轮修改、《期货法》的制订工作已全面启动。据参与修订的业界人士透露，此次新《证券法》的修订幅度非常之大，对很多基础性定义和内容都做出了重新解构，也被市场各方寄予了诸多希望。《证券法》不仅为资本市场自身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也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社会资金运转，完善产业资源有效配置，并敦促企业规范发展、不断革新。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证监会主席肖钢提出，将构建由融资与并购、市场交易、产品业务、市场与机构主体、投资者保护、监管执法、对外开放、审慎监管等8个子体系组成的法律实施规范体系。
事实上，在新“国九条”顶层设计的引领下，近一年来证监会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大力推进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制度规章，涵盖资本市场改革的各个领域。这些指导意见和规章，将与《证券法》和《期货法》形成有机互补的整体，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奠定法律的基石。
加强监管和稽查力度有效净化市场投资环境
清除资本市场的违法违规、不诚信行为，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市场参与者的自觉和自律，更需要严格的监管与“铁腕”执法。
早期资本市场痼疾之一是违法违规行为比较多，且违法成本很低。近两年来，证监会在债券市场掀起“打黑”风暴、在资管业开展“捕鼠”行动，对于市场的震慑效果显著。特别是查处老鼠仓的力度空前，令违法从业者“人人自危”。
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内幕交易立案案件分别为70件和86件，相比2011年增幅分别达到46%和79%。同时，2013年以来证监会加强了对资产管理行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的执法力度，2013年立案22件，2014年以来立案25件。
像万福生科、天能科技、绿大地等违法情节严重的案件，破坏市场秩序，损害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类案件，监管部门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对“肇事者”依法进行了处罚，并予以公示。
除了稽查执法力度不断增强，刑事追责力度也不断加大。证监会稽查部门与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加强执法协作，创新执法模式，行政稽查与刑事侦查衔接更加紧密，为快速有效打击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证监会在资管领域针对内幕交易展开的稽查行动中，运用了先进的大数据技术。透过严密的监督网络，令内幕交易行为无所遁形，多位基金经理先后落马。
而在股票市场上，内幕交易等案件的查处态势持续保持高压。监管和稽查力量的增强，使得一些肆意妄为的机构投资者，要么落入“法网”、要么步步为营心惊胆战。
二级市场环境的有效净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令股民、老百姓的信心有所恢复。专家认为，开展打击内幕交易等执法行动，是监管层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举措，它立足于资本市场发展需要，立足于监管形势与任务的需要。
坚持投资者需求导向突出投资者保护核心地位
客观地讲，现阶段中小投资者依然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群体，处于信息弱势地位，风险抵抗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券期货监管工作长期以来的重中之重。
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这是国务院层级专门针对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意见。2014年5月9日颁布的新“国九条”中，进一步明确了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地位。其中明确指出，要健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权、求偿权和监督权。
事实上，在我国现有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权益保护涉及诸多法律障碍，因此单纯靠监管层的监督与推动还远远不够。
近两年来市场上接连出现的几起投资者赔偿的典型案例。比如，在2013年的万福生科欺诈上市案中，保荐商平安证券斥资3亿元设立专项补偿基金，采取“先偿后追”方式补偿万福生科投资者，提供了一条相对高效、便捷的赔付渠道；2014年6月，海润光伏出现罕见除权乌龙，上交所和上市公司事后处理迅速且得当，并共同赔偿了受损投资者；2014年7月，海联讯公司四位大股东共同出资2亿元人民币，用以赔偿因虚假陈述事件造成损失的投资者。
在目前缺少集体诉讼制度的前提下，这些自发性的赔偿案例，不仅开创了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方式的先河，为进一步探索投资者索赔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更反映出市场各方已逐渐将投资者保护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
目前《证券法》正在修订进程中。肖钢表示：“证券法应当以公众投资者利益保护作为基本价值取向”。我们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新《证券法》将可以为投资者撑起一把更强大的保护“伞”。在法律修订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引导中小投资者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因为只有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中国资本市场才能真正迈上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