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当前经济发展需从四个着力点发力
□杨成长
■解决民营企业不敢投的问题，首先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买卖场所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更是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没有创新创业的热情，就没有投资的热情。
■当前稳经济的关键还是要稳住并进一步加速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国家超前规划战略为前提，要以更广视野、更高标准和更长周期去进行国家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规划；要以城市群发展为基础，实行城市群区域内基础设施统一规划；要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共建，民生服务基础设施以人口分布为基础阶梯分布，形成省域之间的规划协调。
■培育和引领消费市场，需要长短期政策的结合。当前急需各级政府确定消费发展的新目标，拉长目标周期，推动政府、企业、市场和居民共同发力，形成稳定、持久并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
■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融资的主要模式，必须从储蓄-抵押贷款型模式，转向保险-资本融资型模式，转化的关键就是加速引导居民储蓄方式由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方式，转化为各种保险和保障资产，形成金融市场长期资金供应主渠道。
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表明，尽管面临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各级政府坚持“六稳”目标，通过大力度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和扩大就业，加速精准脱贫，扩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等措施，使经济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但是，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下行压力加大、工业稳中有缓、投资需求不振、消费需求不稳等问题，需要认真总结，找准根源，对症下药采取措施。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民营企业不敢投；二是地方政府没钱投；三是居民消费不敢花；四是银行信贷不敢放。而当前存在的诸如制造业投资低迷、居民消费不稳、基础设施不振、社会利率下行但企业融资依然困难，则是这几个方面在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具体反映。解决和化解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政府深入研究问题，提高政策着力点的精准度，加大对中央政策落实的力度。
一、深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加大技改投资支持力度，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以历史上少有的政策力度，重点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问题，通过大力度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限定期限清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款项、规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等竞争关系等措施，使民营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私营企业利润增长率名列各类所有制前茅，民营企业家信心有所恢复。但是，目前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制造业投资低速运行，新设企业数量虽然很多，但根据相关统计活跃度大约在60%至70%之间，有待进一步提高。
民营企业之所以出现投资迟疑现象。一是投资风险变大。现在中低端产品市场已经开始饱和，企业拼成本时代已经结束，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都需要产品高端化。相应的，企业投资中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研究开发和转产的占比越来越高。并且这类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过以往。比如，研发过程中企业害怕资金断裂，成果泄密；研发完成，新产品上市后，又害怕被仿冒，尽管申请了一大堆专利，仍然提心吊胆过日子。因此，敢于大规模进行研发投入的民营企业仍然是少数。二是长期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过去民营企业主要是扩大产能投资，只需要根据眼前的市场状况就可以作出决策。现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科技研发和转型转产类投资，需要更长周期的市场预期作支撑。目前，全球经济动荡加剧，贸易冲突不断，技术升级加快，模式创新纷繁，市场需求变化迅速，所有这些都加大了民营企业家长期预期的不确定性。三是企业很难找到跟投资计划相配套的长期资金和愿意分担一定投资风险的资金。目前，我们金融市场资金充沛，但是缺乏与企业投资周期相匹配的3年至5年的长周期资金。银行贷款基本上以1年期为主，企业需要通过1年期贷款的滚动融资来完成投资。一旦滚动融资出现断裂，银行改变了融资条件，收紧了贷款，都会导致企业投资半途而废。
解决民营企业不敢投的问题，首先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买卖场所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更是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没有创新创业的热情，就没有投资的热情。以科技创新和科技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企业投资，需要有财产最安全、产权最明晰、知识产权保护最彻底、政策最稳定和信息最透明的市场环境，需要企业家对未来几十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
其次，调动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需要各级政府和金融市场能够提供帮助企业分散和管控投资风险的政策和金融工具。现代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实体经济分散和分配投资风险。这需要通过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权结构分散化、投资决策专业化、财务经营透明化来实现；需要通过政府产业基金和各类风险投资基金的对接来实现；需要通过建立现代要素市场，让市场对创新创业类投资所形成的，包括技术、研发、数据、专利、标准和商标在内的新要素进行客观评级和合理估值来实现；需要通过各类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来实现。
第三，减税降费固然能减轻民营企业负担，但只有鼓励企业大胆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研究开发和转产类投资，才能让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涅槃。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对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将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支持结合起来。企业也非常需要获得政府提供的技术服务，包括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是什么，新设备的技术等级如何，竞争力如何，升级后的产品市场前景如何，以及如何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等。
二、提前布局新一轮基础设施规划，创新政府融资方式，加速基础设施投资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大幅度增加专项债发行、盘活存量资金、加大对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以及加大转移支付等方式，努力稳住基础设施投资。前三季度，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保持了低速稳定增长。
总体上看，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依然很大，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城镇化速度仍然可以维持很多年。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下行压力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缺乏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带动，缺乏像北京大兴机场这样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配套性，一个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需要一系列相关基础设施项目作配套才能正常运行，因此龙头项目对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力非常强。目前各地都深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不足。同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高度依赖国家统一规划和区域规划协调，并与我国城市群和城乡一体化建设高度融合。各省各市自行规划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分困难。一些地域狭长的省份和直辖市，铁路和公路延伸几十公里就出了省界了，如果相邻省份在规划上不衔接不配合，很难进行交通项目规划。二是已经建成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布局不合理的同质性城市公共设施项目，由于未能发挥理想的作用，影响了一些地方政府上项目的热情。比如，一些三、四线城市建设的奥林匹克中心远离居民社区，既没有体育赛事，也无法让居民健身使用，政府维护成本很高，商业运营又很难成功，成了纯形象工程。三是今年加大各级政府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清欠力度，并且今年地方政府土地转让收入出现下降，大力度减税降费增加了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负担，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了今年部分地方政府面临资金压力，导致一些地方政府提高了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申报的条件，使得符合条件的申报项目越来越少，项目储备呈现不足。
当前稳经济的关键还是要稳住并进一步加速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国家超前规划战略为前提，要以更广视野、更高标准和更长周期去进行国家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规划；要以城市群发展为基础，实行城市群区域内基础设施统一规划；要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享共建，民生服务基础设施以人口分布为基础阶梯分布，形成省域之间的规划协调。
要进一步发挥专项债的作用。由于专向债的发行要以项目具有现金流回报为前提，并且专款专用。目前地方政府有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集中在保障房建设、公路建设和土地收储等领域，因此中西部部分欠发达省份新增专项债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今年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度增加，这些领域得到保障了，其他公益性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医院、学校的建设就出现了困难。同时，一些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房价总体不高，如果保障房项目过多了，反而会挤占商品房市场，造成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因此，要适度扩大专项债的申报和使用范围，注重专项债和一般债的比例，加大对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支持，形成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比例关系。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欠款要还，这是完全正确的。要在中央统一规定的清欠要求下，允许地方政府创新清欠方式和偿还方式。对于部分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完成清欠的区域政府，要在政府和民营企业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允许适度延长偿还期限。
要尽快完善重大工程动拆迁事件的争端解决机制和行政法规制度，重点完善法人机构动拆迁事件的解决机制。土地动拆迁纠纷仍然是影响重大项目进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项目遇到归属上一级政府主管的法人单位，动拆迁纠纷的解决就更加困难。对关涉到法人机构尤其是上一级政府主管法人机构的动拆迁纠纷，由于缺乏争端解决机制和规范流程，地方政府缺乏管辖权，协商成本非常高，长期卡壳纠纷十分普遍。
要将地方政府配合国家重大项目的土地动拆迁成本，纳入到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预算范围内。近年来，国家大幅度降低了国家重大项目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比例，对贫困省份更加倾斜。然而，由于国家和上级政府在计算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预算中，不包含土地动拆迁费用，而土地动拆迁完全由地方政府来完成。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实际负担的配套资金要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配套比例，使一些项目地方政府实际配套资金要高于预算的两三倍，部分贫困地区难以承受。因此，要将土地动拆迁成本逐步纳入到工程预算中去，再确定地方政府的资金配套比例。
三、制定国家消费市场中长期引导规划，探索消费市场调控手段，培育国内消费大市场
消费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石。中央政府把培育国内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大市场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两年我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但是波动比过去有所加大，消费增速有所放缓。我国正处在由储蓄投资型社会向消费服务型社会的转型阶段，过去所有的指导思想、文化观念、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都是鼓励社会增加储蓄，并动员社会储蓄扩大社会投资。现在整体制度设计需要向鼓励适度储蓄和努力扩大消费方向转变，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转变过程。
从消费市场结构来说，我国正处在从耐用消费品高速增长期转向以提升生活品质型的服务型消费高速增长期的转变阶段。由于部分耐用消费品长期高速增长，基数过大，导致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如居民在汽车、智能手机、家电等领域的消费开始出现零增长，影响了当前消费的稳定性。
从宏观调控政策来说，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过去主要都是为了影响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而不是消费。对于消费市场，政府该采用什么方法去干预和调控，如何去挖掘消费市场潜力，影响消费需求增长，进而去影响经济增长，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个新课题。目前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鼓励消费的政策，但是执行起来很难有抓手，难以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培育和引领消费市场，需要长短期政策的结合。消费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居民的自主行为，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因此，有关消费类的政策要以长期导向性政策为主。当前急需各级政府确定消费发展的新目标，拉长目标周期，推动政府、企业、市场和居民共同发力，形成稳定、持久并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
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确立推动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制定引导居民迈向高品质生活的指导性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发展进程、考核标准和激励机制，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量化、指标化，鼓励居民文明、健康、绿色生活。
二要改变过去政策出台单纯从扩大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消费市场环境角度出发的思路，要更加注重培育和激发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引导居民形成现代消费理念和习惯，把挖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和服务供给、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和丰富居民文明健康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引导政府、企业、社会和居民共同行动，形成推动消费市场发展的社会合力。
三要把过去政府对社会投资的推动力，转化为对社会消费的推动力，探索政府引导和促进消费的手段和方式，把社会保障性支出和引导居民迈向高品质生活的财政性支出结合起来，加大对居民文化消费、绿色消费、终生教育消费、健康消费的明补力度。这样既避免了直接补贴行业和企业的行为，又能激发了居民当期的消费需求。
四要降低金融、房地产投资收益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引导居民适度降低当期储蓄率，以与较低的投资增长率相适应。大力宣传我国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让消费者不必过分担心未来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提倡宜居适住的现代居住观念，避免居民在住房上支出过高、债务过大等问题。
五要从有利于长期培育消费市场角度出发，改革税制和财政民生类支出结构。我国税收来源中，个人只占百分之二三十，企业要占百分之七八十。由于企业负担的税赋基本上都要转化为商品价格，从而导致商品价格相对贵，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与海外商品价格相比，我国商品不具有竞争优势，使居民大量购买海外商品。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应该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公共服务业主要由事业单位供给，导致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养老等产业因服务价格偏低，民营经济进入后很难获得正常利润。这就形成了我国消费品价格太高导致需求外溢，服务价格太低又导致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要推动税制改革，降低间接税比例；改革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模式，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端市场化，将财政民生类支出直接补贴到社会保障和居民服务需求上。
四、着力疏导金融市场长期资金来源，融合政府、银行和资本中介的力量，提高金融市场供给和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契合度
目前，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短端利率下降明显，贷款利率也出现下调，但是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供给和实体经济需求之间不匹配现象依然存在，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市场供给在期限、风险、成本、抵押资产、用途上不匹配的问题仍需进一步加大化解力度。
银行需要控制坏账率，注重资产负债期限匹配，降低资金运用风险，这个导向并没有错。企业需要有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资金，需要有融资者与它共同承担风险，这个需求也应该满足。两者之间需求错位的根源在于我国银行替代了资本市场的服务功能和我国金融市场长期资金来源严重短缺。
从世界各国经验看，银行和保险是金融市场吸纳社会资金的两个主要渠道。银行主要吸纳短期资金，保险主要吸纳长期资金。我国金融市场原始资金来源充裕，但在资金供给的结构上出现扭曲，主要表现为短期资金供给过度，长期资金供给不足。
2018年末，我国居民可投资资产总规模预计达到190万亿元左右，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便有72万亿元。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消费支出增速，居民储蓄率仍然继续提高。但是加速累积的居民储蓄大多以银行存款、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等短期资金形式存在，属于长期资金的商业保险加上社保结余总计不过20万亿元左右。我国金融市场主要以短期资产方式吸纳居民储蓄，是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短期资金过剩、长期资金短缺的重要根源。长期资金严重缺乏又引发我国金融市场的三个问题。
一是金融市场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资金和可以从事股权投资的资金，而这三类资金恰恰是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据不完全调查表明，民营企业40%的长期用资需求靠短期信贷滚动来实现。由于抵押担保成本较高，滚动风险大，一旦银行收紧信贷，企业长期投资和设备投资就将半途而废。
二是由于期限、风险和功能不匹配，将使潜在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从银行业来看，由于短期资金过剩，导致银行同业业务和货币市场迅速膨胀，银行表内外资产负债均存在期限错配的现象。从私募投资基金业来看，目前大量公开发行的产品期限在3年左右，而投资端退出周期一般都长于5年，产品期限和投资周期存在不匹配现象。在公募基金方面，由于短期资金收益率过高，使投资于短期资产的货币基金发展飞速。2018年末，货币基金份额占到整个公募基金的70%，而美国的货币基金仅占到共同基金的13%左右。从证券行业来看，目前证券公司通过银行间市场获得短期资金来开展两融业务和股权质押业务十分普遍，资金价格和来源完全取决于银行间资金市场的稳定性。
三是影响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性。缺乏长期资金来源和机构投资者的支撑，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导致市场波动大，并且股市的波动风险容易传导为银行风险。股权质押风险本质上也是上市企业缺乏长期资金来源所致。
长期资金的缺乏在于两次期限错配。我国金融市场的长期资金原始来源主要是广义的居民储蓄资金。我国社会储蓄以居民储蓄为主，居民储蓄主要是为了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支出，用于当期支出的占比很低，基本都属于长期资金。但是居民购买的金融产品主要是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等短期资产，这样居民手里的长期资金转化成了金融机构的短期负债，出现了第一次期限错配。企业投资需要的是长期资金，各类金融机构又必须把从居民手里获得的短期资金转化成中长期贷款或非标融资放出去，出现了第二次期限错配。
居民的长期储蓄转化成了金融机构的短期资金，金融机构通过短期产品获得短期资金又需要作为长期资金贷放出去。这是我国金融市场结构扭曲的根源。唯有大力发展保险市场，促进居民储蓄和保险对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市场长期资金来源问题。居民手里是长期储蓄，保险提供的是长周期产品，两者在期限上完全可以对接。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是为了保障未来生活，与保险和社会保障功能匹配。
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靠保险市场规模大作支撑。美国金融市场是典型的哑铃型结构，保险资产超过24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规模大，中间的银行资产规模小。我国的金融市场是典型的橄榄球性，中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巨大，两头的保险市场和证券公司规模小。美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原始资金是保险资金，保险资金持有的股票市值规模占了30%。2018年末，我国社保基金持有的A股市值规模占总流通市值的比重大约为0.6%，商业保险公司持有的股票市值规模的占比大约为1.7%，两者合计仅为2.3%。
因此，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融资的主要模式，必须从储蓄-抵押贷款型模式，转向保险-资本融资型模式，转化的关键就是加速引导居民储蓄方式由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方式，转化为各种保险和保障资产，形成金融市场长期资金供应主渠道。
短期内，我们仍然要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出力度，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证券中介要形成合力。地方政府重点为民营企业提供增信和担保服务，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服务，资本中介机构要推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财务制度，提高财务透明度，创造条件实现股权和债券融资。只有将三者效用叠加起来，才能提高民营企业的财务透明度，帮助银行降低贷款风险，敢于扩大放贷。
(作者系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